进的不是片场是我的人生。

《旗袍》是写得很辛苦的一个剧，我留下的纪念不是一袭旗袍，而是拍戏的某个夜晚，我在片场捡起的日本宪兵枪膛中跳出的子弹壳。现在这枚子弹壳躺在我的书房里，见到它时，我总是仿佛能听到一声枪响。多么响亮啊，像一记生活的耳光。

电视

在我十分少年的时候，我认为电视机是一种妖怪。其实你可以想象的。在上海龙江路75弄12号低矮的房子里，一个少年目光呆板，盯着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看电视。那时候电视机没有遥控器，换台时需要转动旋扭，旋转的时候啪啪作响。那时候电视机的屏幕是外突的，闪着灰色的光，像一个营养不良的乡村孕妇。这个哈着腰长得壮实肉感土里土气的少年，把大把的时间都用在了盯电视屏幕上。每天晚上，他看电视都要看到半夜，直到屏幕上雪花纷纷扬扬。这让少年想到了故乡枫桥寒冷的冬天，他在上海里弄外婆家狭小得转身都困难的房子里，十分坚定地认为电视机是一个妖怪。如果它不是妖怪，它怎么会把那么多的人间悲欢装进一个小小的匣子里。

少年就是我，那时候的我肯定不是玉树临风，我很肉，长得很像小兵张嘎。那时候我检阅的电视大部分都只有上下集，你可以想象一下那大概是三十年前。三十年是一个什么概念，三十年就是一个哇哇降生的八零后突然间娶妻生子，这需要多少的光阴啊。接着我看到的是《虾球传》《蛙女》《上海滩》《霍元甲》《陈真》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……许多睡不着的夜晚，我从外婆家打开门溜出去，穿着短裤汗背心趿着拖鞋。我完全地顺着路灯光铺成的马路走，手里捏着一根捡来的短棍。短棍在墙体上行走，划过了高大的围墙，划下一道细碎的白色印痕。我觉得那时候我的少年是如此地充满忧伤，我一个又一个地数着路灯，一直走到离开外婆家很远很远，一直走到摆渡的码头，一直走到天色发白，一直走到可以看到“牡丹牌”电视机的巨大广告。然后我站住了，像一个马路上突兀的标点符号。

我就那么顺着许昌路走，一直走到杨树浦发电厂附近。然后回头的时候选择另一条路，转个弯是怀德路，接着是龙江路。我把这些角角落落都写进了我的长篇小说《向延安》中，我小小的胸腔里装满了整个的上海。

那时候我认为上海就是我的。

《代号十三钗》《向延安》《捕风者》《旗袍旗袍》……我笔下的这些小说或者电视剧，一个又一个地把发生地选择在了上海。上海是一个产生故事的地方，当然也产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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